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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如何“聯手”治理

          最近圍繞阿富汗塔利班頭目一番云詭波譎的曲折戲碼,重新將世人的眼光拽回到這塊經歷十余年戰火的土地上。

          先是7月15日,阿富汗塔利班一反常態,以奧馬爾的名義發表聲明,稱與阿富汗政府談判是“合法”的,孰料短短半個月后,英國廣播公司援引阿富汗政府和情報人員的話說,奧馬爾其實已經死去數年,塔利班7月30日也勉強予以證實。

          這一波折似乎引起了鄰國的不滿,一名巴基斯坦官員直言不諱地說,這是沖著剛有起色的阿富汗“和談”去的。

          7月初,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代表在巴基斯坦舉行了最新一輪和談。這是自阿富汗總統加尼去年9月就職以來雙方首次直接對話,中美兩國分別派代表參加了此次會談。

          盡管原定7月31日的第二輪和談因故推遲,但以對話方式解決敵對雙方矛盾的開始,仍令外界對阿富汗和談進程的推進抱有期待。

          同樣令外界關注的,還有圍繞阿富汗和談,中美攜手促“和”的前景與意義又將如何?

          中國在阿發揮“建設性作用”  

          自美國因“9·11”事件出兵阿富汗以來,阿安全局勢的動蕩已經進入第15個年頭。

          憑借軍事優勢迅速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權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本希望在阿富汗建立一套西方式政治運轉體系。但這一過程同阿富汗歷史遺留問題和實際國情碰撞導致波折不斷,事實證明,軍事打擊和政治體系移植并不能給阿富汗帶來長久穩定的和平。

          阿富汗塔利班在倒臺后,迅速調整了戰略戰術,憑借地緣優勢和民族基礎同駐守大城市的政府軍及外國軍隊展開暴力對峙,以極端手段制造和保持影響力。

          在武力無法消滅塔利班武裝的背景下,隨著美國全球戰略的調整,“議和”成為解決阿富汗問題的現實出路。

          放眼過去十年,由于美國的強勢主導,阿富汗周邊的地區國家在議和談判上并無多少話語權和積極性。但這一情況隨著美軍撤軍進程的進行而發生變化,而最受到廣泛關注的,莫過于中國。

          2014年1月,中國駐阿富汗大使在接受新華社專訪時發聲說,中國愿在阿富汗和平進程中發揮“建設性作用”。此后,這個說法也出現在中國外長甚至國家領導人的口中,成為中阿關系關鍵詞之一。

          與之呼應的,還有中國一系列外交動作:2014年首次舉辦涉及阿富汗問題的大型國際會議、公開援助阿富汗非暴力警用器械、一年內三名正部級以上官員到訪阿富汗、阿富汗時任總統多次同中國領導人會面……

          據消息人士透露,阿富汗問題已經成為中國周邊外交的重點之一,常有高級別的外交官員訪問。

          今年5月,外國媒體披露阿富汗塔利班正在與阿政府接觸,而中間調解的國家正是中國,以及中國的“全天候戰略伙伴”巴基斯坦。

          美國接受中國參與是基于需要

          其實,塔利班也未必不信任前調停者美國。2013年,阿富汗塔利班一度在卡塔爾開設和談辦公室,且無視阿富汗政府的存在,要求和美方直接談判。當時,美方的曖昧態度惹惱了時任總統卡爾扎伊。他以斷絕阿美未來合作威脅美國放棄同塔利班的直接接觸。

          美國在和談上遭遇的挫折,與今天中國調解下的和談進展形成鮮明對比。

          盡管如此,美國對中國在阿富汗問題上表現出的積極性仍報以總體歡迎的態度。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專家胡仕勝認為,美國在阿富汗問題上展現的合作姿態,同其一貫務實的外交風格相符。他表示,正是基于這一風格,歷史上美國多次的外交反復重傷了同巴基斯坦之間的戰略信任,導致美國如今對巴無法產生同中國相媲美的影響力。

          而巴基斯坦本身,由于地理位置和歷史原因,對阿富汗塔利班具有重大影響,這幾乎已成了“公開的秘密”。因此,就阿富汗和談來說,中國在對巴基斯坦關系這一項上,有美國所不能擁有的資源。

          如今的阿富汗,正處于美國收回關注和資源,而中國作為大國不斷崛起的背景之中。正是在這一背景下,阿富汗的穩定,成了中美的共識和合作的基礎。

      “引入多元”還是“二元引領”?

          2013年,中國外長曾提出阿富汗問題可以成為中美合作的“新亮點”,此后,雙方在培訓阿方外交官和推動阿富汗問題的解決過程中也頗有成果。

          總體上來看,中美關系近來受到南海問題、中日關系和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等因素的影響,本就復雜的局面變得更為棘手。但有外媒表示,盡管美中關系的問題清單越來越長,但阿富汗問題卻不在其中。

          美國在阿富汗仍舊保留有1萬人的駐軍,有5名大使,在阿富汗核心部門中,美國顧問的身影隨處可見,這些都遠遠超過其他國家。這一切行為的背后都指向一個目標,就是維持在阿富汗的戰略主導權。

          如今美國愿意接納中國的影響力,是基于其需要,在美方看來,如果中國的訴求越過美方自認的“紅線”,可能合作的前景就不那么明朗。

          而這一條“紅線”,本身就是中美各自全球戰略布局當中不可避免的碰撞點。

          大陸板塊之間的碰撞可以形成高山,也可形成海溝。就中美在阿富汗問題上的合作而言,如何摸清楚彼此在“主導權”上的定義和定位,并且兩國如何在全球范圍內“既競爭又合作”的現實中找到各自符合阿富汗形勢的位置,這恐怕將成為中美在阿富汗問題“共治”上的關鍵部分。

      與此同時,中美也不應當忽略周邊地緣國家的存在,比如俄羅斯、印度、伊朗等,合作的前景是“引入多元”還是“二元引領”?也是中美兩國需要不斷摸索、修正和確定的戰略思路。

          阿富汗從古至今就是地緣走廊,就此看來,它的和平和穩定,也將長期成為中美全球布局當中的話題。(作者系本報前駐喀布爾記者)

          伊核拉開中美中東合作序幕     

          中美在伊核問題上的合作,被媒體稱為中美在中東問題上合作的典范和標桿。以伊核問題為代表,中美在中東地區合作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到底怎樣

          《國際先驅導報》特約撰稿王錦發自北京 目前中美正在尋求深化和擴展合作領域,以夯實“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系”。這其中,地區合作是中美合作的重要組成部分。

          美國全面推進“亞太再平衡”戰略,針對中國意圖明顯。所以相比于在亞太地區的競爭、合作,中美在中東地區的目標較為一致,即地區穩定和能源安全,再加上中東數亂并起,美國又迫切想要“轉向亞洲”,“中美合作穩定中東”這一議題就被提上了桌面,成為美國戰略界熱衷的話題。

          今年7月,伊核問題達成全面協議后不久,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應約同美國總統奧巴馬通電話。奧巴馬在電話中感謝中方為達成這一歷史性協議所作的貢獻。  

          中美在伊核問題上的合作,被媒體稱為中美在中東問題上合作的典范和標桿。以伊核問題為代表,中美在中東地區合作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到底怎樣?對中美今后的合作有何借鑒?

      中美都需要中東穩定

          從2006年開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美、英、法、俄、中五國與德國的官員多次就伊核問題進行磋商,形成了伊核問題六國磋商機制。但該機制初期由于伊朗的不配合,執行得一直不順。到2012年下半年,伊朗感受到美歐石油出口制裁的壓力,開始與六國展開實質性談判。中國開始在談判中發揮積極作用,不斷提出建設性方案,為美伊搭建橋梁。可以說,伊核全面協議的達成,與中國代表團不斷提出建設性的方案密不可分,中國在其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國愿意在伊核問題上與美合作,主要原因有三:一是隨著美歐對伊朗制裁的加碼,中國在伊朗的能源、經貿利益受損嚴重,有解除制裁、穩定地區的需要;二是中國持續融入國際體系,成為“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并渴望在國際事務中發揮作用、增大話語權;三是中美實力對比發生變化,美國對中國幫助其處理地區問題的需求增大,中方與美方及其他各方保持合作,使伊核問題成為給中美關系加分的“正能量”。

      而中國是否在中東地區與美合作,驅動力與伊核問題類似,還要重點考量以下幾點:

          首先,是否符合中國的利益,包括中國經濟、政治和地緣戰略利益?中國目前倡導的“一帶一路”經過中東地區,因而,目前中東穩定最符合中國利益。

          其次,尋找中美利益契合點。奧巴馬政府努力推動“亞太再平衡”戰略,對中東堅持“底線原則”,善用外交手段,減少武力干預。中美在中東的利益目標處于較為接近時期,對中東穩定的需要為中美合作創造可能。而在小布什時期,美國專注于在中東“民主改造”,中美利益相距較遠不利于合作。

          再者,中國還要考慮自己的能力。中東國家對美國更多的是安全依賴,論及政治和軍事影響,中國遠遠落后于美國。因而中國在與美合作處理中東問題時,除了考慮自己的“世界老二”身份,更多的是要“量力而行”,重視外交手段,避免直接干預。

      在中東的合作尚處于早期階段

          除伊核問題外,在現存的中東熱點問題中,中美已有的合作只是一小部分,且處在早期階段。

          在“大中東地區”的阿富汗問題上,中美決定共同推進中美阿三方對話,支持塔利班同阿政府開展直接對話,為穩定阿富汗做出積極貢獻;在敘利亞問題上,中美都同意在《日內瓦公約》基礎上通過政治手段解決敘利亞問題,但在支持敘利亞政府和反對派的立場上分歧較大。中美共同推動日內瓦和平會議的召開,但距離取得成果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在伊拉克問題上,中美對于如何實現伊拉克政治和解仍束手無策,但兩國決定從易行的領域入手,商討中美與伊拉克潛在的能源合作領域;而在巴以和平進程方面,中美迄今尚未有共識,更沒有合作。

          2013年5月,巴以領導人接踵訪華,曾引發美國媒體解讀,稱中國要斡旋巴以談判。《華盛頓郵報》更是直呼,“這是一個令人鼓舞的跡象”。但在目前的形勢下,巴勒斯坦內部尚不統一,以色列更是難以放棄定居點利益。奧巴馬派出國務卿克里頻繁穿梭無功而返,而中國論實力、影響力都不足以改變巴以立場,因而更難做出實質性的調解。

          在伊核問題達成全面協議后,奧巴馬嘗到用外交手段解決中東問題的“甜頭”,不排除他在任期最后為“青史留名”奮力一搏,如是,中國則可以在提供會談、見面機會方面做一些努力。

      以伊核問題為代表的中美在中東地區的合作尚處于早期、起步階段,目前更多的是在“解決問題”,還沒有形成固定的模式和路徑。隨著中國影響力的增強,中美今后在中東的合作可望增多。不過,“積極有為、量力而行”仍是中國中東外交所堅持的準則。

      非傳統安全合作展現中美領導力

          盡管中美在諸多國際政治議題上存在分歧,但兩國在若干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已形成了比較成熟的、可持續性強的合作模式,展示了強大的國際領導力 

          《國際先驅導報》特約撰稿李永成發自北京 近幾年來,作為國際事務中兩個負責任的大國,中美在非傳統安全領域實現了行之有效的合作。譬如在幫助一些非洲國家應對埃博拉病毒時開展工作合作,在雙邊和多邊層次聯合應對氣候變化,在公共海域合作打擊海盜行為,在國際反恐行動中加強情報與金融合作,在自然災害預報與應對方面進行科研、救助等環節的合作。

          實踐表明,盡管中美在諸多國際政治議題上存在分歧,但兩國在若干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已形成了比較成熟的、可持續性強的合作模式,展示了強大的國際領導力。

      中美非傳統安全合作具三大特點

          非傳統安全問題主要包括三大類:一是海盜、恐怖主義、極端主義與跨國有組織犯罪;二是氣候變化、自然災害與傳染疾病;三是資源能源與經濟安全。

          在國際安全治理領域,非傳統安全問題帶來的治理挑戰歷來種類繁多、此起彼伏,國際政治現實迫切要求包括中美在內的大國在非傳統安全領域盡快形成國際合作“示范區”,提升各國參與治理的士氣,強化治理效果。

      從實踐看,中美非傳統安全合作已形成基本的政治模式,具有三大基本特點:

          第一,領導人高度重視。“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是體現中美在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領域展示合作決心、加強合作力度的核心機制,兩國領導人對該機制的重視充分反映了雙方努力通過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引領全球治理的戰略意志。在2015年6月舉行的第七輪對話中,習近平主席的口信強調與美方共同構建新型大國關系是“中國外交政策的優先方向”,認為“中美合作成果日益惠及兩國人民和各國人民”;奧巴馬總統積極評價過去一年“兩國在氣候變化、清潔能源、全球公共衛生、經濟發展及諸多國際地區熱點問題上的合作不斷拓展,一些規劃中的合作正在逐步落實”。看得出來,中美兩個大國不僅致力于在非傳統安全領域開展建設性的雙邊合作,也在努力引領國際社會合作應對非傳統安全問題帶來的全球性挑戰。

          第二,制度化程度高。中美雙方在氣候變化、反恐、防擴散、災害反應能力建設、敏感物資儲運等非傳統安全領域規劃了或建立了常設性的對話和制度化的安排。譬如設立了“副外長級反恐磋商”機制,2014年舉行了第一次磋商,今年8月初在北京舉行第二次磋商,雙方力求在如何應對外國恐怖分子跨國流竄、打擊恐怖融資網絡、加強有關恐怖威脅情報信息交流等廣泛議題上深化反恐合作。此外,中美在防范核物質及其他放射性物質非法販運問題上的合作也將制度化,相關工作組將于年內啟動;在防擴散合作方面,雙方已決定建立一個聯合工作組,應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及相關技術擴散所導致的挑戰。

          第三,合作成效顯著。在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等框架下,中美兩國努力深化在人道主義救援減災、氣候變化、反海盜等具有共同利益的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務實合作,不斷加強控制、減少非傳統安全風險的合作措施,成效顯著。譬如,第六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框架下戰略對話具體成果清單共116項成果,第七輪共有127項成果,除了少數成果涉及的是傳統安全合作或誤判風險管控之外,大部分都是與非傳統安全雙邊合作、多邊治理相關的成果。

      氣候變化與打擊海盜成合作典范

          諸多成果中,氣候變化與打擊海盜是中美非傳統安全合作的兩個典型案例。

          氣候變化是全球治理中的“公地”,不在任何一國的主權責任范圍之內,需要各國共同承擔治理責任和治理成本,但“公地悲劇”邏輯可能將全球氣候治理導向失敗,因而氣候變化成為全球非傳統安全治理領域的核心問題,理所當然也是中美非傳統安全合作議程上的優先事項。

          從美方看,應對氣候變化是奧巴馬在國際事務中“復興美國領導力”的主要議題;從中方看,它是中國調整經濟結構、升級經濟發展模式的主要戰略抓手之一,因而中美在氣候變化問題上存在著重大的共同利益。2014年11月,兩國元首在北京發布《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共同將氣候變化視為“人類面臨的最大威脅”,認為“應對氣候變化同時也將增強國家安全和國際安全”,在應對氣候變化的智慧行動、技術創新、政策對話等三個方面達成了推進務實合作的制度化安排。其基本合作模式是,通過中美氣候變化工作組、中美清潔能源研究中心、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等現有機制,不斷落實、加強和擴大兩國合作重點,如擴大清潔能源聯合研發,推進碳捕集、利用和封存重大示范,加強關于氫氟碳化物的合作等。中美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精誠合作,其戰略意圖是希望“為全球氣候談判注入動力”,帶動其他國家盡快提出有力度的行動目標,推動“解決妨礙巴黎會議達成一項成功的全球氣候協議的重大問題”。

          公海也是全球治理中的“公地”,合作打擊公海海盜不僅是中美非傳統安全合作的亮點,也是雙方共同確保公海航運安全、攜手提供全球公共產品的典范。到目前為止,兩國海軍在亞丁灣執行反海盜任務的編隊已舉行三次海上聯合反海盜演習,操練了海上意外相遇、直升機互降、編隊運動、火炮對海射擊、聯合臨檢拿捕和武力營救被劫商船等合作課目,就中美海軍聯合護航、反海盜合作與交流、維護和應對海上共同挑戰等合作項目達成了共識。雙方對反海盜合作的進展和成效評價很高,視之為中美非傳統安全合作中的“重要里程碑”,白宮發布的《美國反海盜與海洋安全行動計劃》還專門肯定了中國在亞丁灣反海盜工作中的貢獻。

      深入合作要超越戰略互疑

          但中美在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要進一步取得實質性深化,還需要克服三大挑戰:一是雙方在反恐問題上的認知差異,尤其是美國對中國國內反恐戰略和行動實際上所抱持的“雙重標準”;二是中美在氣候變化問題上對技術與資金問題的不同預期,以及雙方對應對氣候變化所采取的清潔能源、碳排放減控等政策措施可能帶來的高企的社會成本、經濟成本和政治成本的共同顧慮;三是戰略互疑對合作的干擾。譬如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用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李侃如教授的話說,“兩國國內都有許多人懷疑對方在利用氣候變化問題獲取潛在的經濟優勢”,因此,要超越戰略互疑,需要中美領導人具備超卓的戰略遠見和強大的戰略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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